1840年6月，道光帝坐在紫禁城里享以清静时，数千里外的浙江舟山已是一片炮声隆隆。
这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主动发起的第一场鏖战，大臣伊里布被派以剿夷重任，但面对坚船利炮，他心有怯意。
当时的大清帝国通讯条件极为落后。从广州到北京，即便是五百里加急，也要耗时十七八天。山高皇帝远，伊里布充分利用这一点，在宁波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架势，但就是坚决避战，只在奏折中表表决心。皇帝被蒙在了鼓里，大清帝国由盛转衰。
一百多年后，同样是在浙江。
在杭州举办的云栖大会上，浙江省省长袁家军透露了一个秘密：目前浙江省政府系统已经有超过一百万公职人员使用阿里巴巴开发的钉钉软件。
这个当年站在历史转折点的省份，正在悄悄地用互联网精神改造自我，把整个政府治理拉到线上来，试图打破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沟壑与距离。
这场实验叫做扁平化。
它的成败，影响着中国政务系统进一步现代化的速度。
01
封建时期，不管是汉代的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六部，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中国政府体系的层级都太多了。
虽然这有利于中央集权，削弱地方上的权力维护大一统，但也会产生一个弊端：信息传递的链条过长。
整个帝国纵横几千公里的信息通道，依靠的是驿站、驿卒、驿马一站站接力。从广州到北京，送一份公文普通速度30天以上，四百里加急20天以上，五百里加急16天以上。
什么事都是皇帝说了算，偏偏从信息上报到指令下达一个来回就要以“周”计。像大清帝国由盛转衰，就不单单是败在武备不修上，也败在了这一点——
信息延迟。在地方官僚体系中，只有省以上的行政长官才有权利与皇帝直接对话，这是世界上最为排外的封闭圈子，总人数不到一百人。战况由低级官僚收集，先层层上报，再通过这一层中转，中间耗掉了非常多时间。
信息失真。皇帝并不亲临现场，所以他只能完全依靠臣子的奏折，或者通过眼线的修正来建立一个现场的模型。由于信息不对称，臣子隐瞒实情的事时常发生。
都说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但是道光帝接受到的永远是延迟的、混乱的信息。如此，在鸦片战争的每一场对决中，最初的20天里他似乎都是盲目行事。
那场战，打的真是够狼狈。一支正规军都算不上的英国舰队就把偌大一个帝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束手无策。
层级化的存在，加剧了时空距离的障碍性，使得整个传统官僚体系僵化迟钝，步履沉重。
现代以降，一个革命性的成果让我们的星球变得很不一样——互联网的出现抹平了世界，它改造了企业、家庭、个人，让前者一个个都变得扁平化。
个人用即时通讯社交，家庭用电子商务购物，企业用OA办公……教授与学生，经理与工人，老板与服务生，消费者与公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沟通成本越来越低。
整个社会慢慢的被熨平，走向了后工业文明时代。而中国政务体系的管理，也在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悄然发生着变化。
02
衢州，一个GDP 只有1380亿元的浙西山城，最近一年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今年7月，台风“玛莉亚”来势汹汹，衢州收到了浙江省防范台风的明传电报，市委书记和市长加上批示意见后，拍照上传到掌上办公软件“浙政钉”，一秒钟就传达到了所有相关的镇干部、村干部。
与以往相比，这简直是“神一般”的速度。
要知道，传统的政务体系讲究事事汇报，层层审批。单单是传阅一个公文，都要脱掉好几层皮。很多时候都是要翻遍通讯录，给一个个部门发去传真，更有甚者，要一个个打电话召开大会，现场发文。
这种“周折”，其实也是由中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为了保持政令的通畅，往往要求权力集中。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任何一项政策和行为，都会牵涉到重大的社会利益，影响众多人的命运。为了让这艘大船走得稳，任何事情都要求“有章可循”，以及“有据可查”（也就是信息留痕，方便发生事故时追查原因、追溯定责）。
由于这种严谨的作风，政府内部的每一道运作都极其讲究程序，做事一板一眼。一旦跨了层级、跨了部门、跨了地域协同工作，信息流动过程就会受阻——
中国大陆有30多个省市区，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4万多个乡镇，平均每个省市区要管辖1千多个乡镇。
即便是一个小县城，也会五脏俱全，有完整的五套班子。每套班子下边的部门，都是一个孤立的衙门，存在行政隔阂和数据孤岛现象。
在瞬时万变的社会治理中，信息的“向上传递”和“向下反馈”，讲究一个快和准。但现实的尴尬是，囿于历史和技术原因，信息传递效率仍未达到理想状态，甚至有的时候还耽误了最佳处理时机。
所以十年来，也一直有一种声音在呼吁，将中央—省—市—县区—乡镇五级行政减少至三级。但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工程，可以说动一发则牵全身。
有的地方先行一步，推出了缩减版的“省直管县”实验，有的在横向上做文章，将多个执法机构并在一块，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也有的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将更多权力交由市场……
浙江的作法则很特别，它是在没有伤筋动骨的情况下悄悄完成了一场自我革命。
省里一声令下，省属委办厅局机关和全省11个地市全部接入“浙政钉”。这是是一个集即时消息、短信、语音、视频于一体的即时通讯平台，省、市、县、乡、村五级机构在上边实现在线联动。
信息从慢走向快。在杭州余杭区，基层公务人员再也不用为跨部门联系人感到头疼了。浙政钉里的电子通讯录层次分明，覆盖了余杭区两万公职人员，几秒钟就找到相关负责人，有什么事还可以建群聊，上下之间可以一秒抵达。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很多办事人员可能都不知道部门一把手的手机号，只能一遍遍得拨打座机，或者是通过直接领导代为传达。
信息从失真走向准确。在台州三门县，防汛、治安、城管等工作兹事体大，一线执法队员用钉钉签到打卡，发现场视频、照片，管理层就能一目了然，远程遥控，仿佛是站在了现场一样，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时间差，优化队伍执行力。
这个系统覆盖了浙江一百万人的公职人员队伍。诸如外出招商引资审批、财务经费申报审批、加密通信、阅后即焚、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公文传阅、应急处置、发布通知等，都只在掌寸之间。
目前，浙政钉还在根据各个部门的特性不停开发新的应用，进一步延伸到了扶贫、打拐、党建、提案等环节。整个政府治理的模式焕然一新，想象空间巨大。
浙江用互联网精神改造“内部”，压缩政务系统的层级，打破部门限制、地域限制和层级限制。这种扁平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以往，政务服务经常是碎片化和孤岛式的局面。办一个证，民众要四处奔波，跑遍各个部门的服务窗口。
后来国内很多地方为了方便群众，开始建起一个个网上政务大厅，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就是政务系统内部还没有实现扁平化，一项工作从一个部门流转到另一个部门，交接环节复杂，民众只能“进多站、满网跑”。
因此入口互联网化，看起来简单，其实很不容易。它要求政府系统内部先互联网化。有了这一层前提，再来改造政务系统的“入口”，才能水到渠成。
浙江就是这样，民众打开被喻为“政务淘宝”的浙里办，一个窗口递进去，申请文件就在政府内部转，相关部门在线上完成协同、传递、监督和办理，使得数据多跑路、民众少跑腿，实现 “最多跑一次” 。
不管是查社保、查公积金，还是交通违法处理、补换驾照、缴学费、出入境办证等，都能一站式解决。
刘雨扣夫妇在京杭大运河行船13年，每到船舶年审办证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停靠多个码头，花费十几天时间。现在，他们在自家船舶上就可以办理了，原有的7本证书合并为1本。
这背后，正是“浙里办”和“浙政钉”携手重组政府业务流程的生动体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谁也离不开谁。
今年3月的两会上，浙江“最多跑一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此前中央深改办还建议向全国复制推广浙江经验。
对此我们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浙江的这场实验，是真正的自我革命。
最新消息显示，钉钉已进驻雄安新区，助力雄安被打造成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雄安新区的标志性一期工程——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采用了智能移动办公平台钉钉软件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千年大计工程中，“浙江经验”势必会撬动更深入的改革，改变今日中国。
